[38]其实，一项公共政策本身就是一套默认规则，并且其中也包含了诸多默认规则。
这种自由的政治文化当然不是指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也不是指民族的伦理共识和简单的爱国情怀，而是指作为陌生人的公民同伴，彼此承认各自的公民资格，相互尊重各自的平等地位，同意就共同关心的国家、社会和人类问题进行合作，并原意就这些问题进行理性的协商、自由的沟通和充分的讨论，在合理的程序中和提供充分的理由的前提下，尽力达成理解和共识。（4）可以发展成为民主法治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国家。
时而以人权的普遍性作为理由，对某些国家的内政进行干预，时而却以尊重别国主权作为理由，对其"盟友"或"伙伴"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视而不见，甚至有意加以袒护。哈贝马斯对于"世界政府"合法性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恪守坚守世界大同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前提却未免显得过于"理想化"。哈贝马斯借用斯滕贝尔格所首创的"宪法爱国主义"的概念，用以反映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第二，哈贝马斯认为，基于个人中心主义或国家中心主义的立场来理解主观权利都是误入歧途。此外，他还反对原教旨主义的人权观，认为它是一种畸形的人权观，试图通过回溯并复兴宗教或其他形而上学传统的途经来回应现代化过程中的人权挑战。
这种个人博弈的权利发展机制往往会由于人们的博弈能力而差异很大，而诉诸司法"讨要"权利的进路常会因为法官的价值取向而变得不确定。第三，基本权利体系是商谈的程序性条件。[7]参见沈岿：解析行政规则对司法的约束力——以行政诉讼为论域，《中外法学》2006年第2期。
[44]（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页140。不过，一定会有论者对本文的区分提出挑战。若规范的权威性效力较弱，则法院则给予强度较高的司法审查。在这份影响甚广的司法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使用了约束力和效力这两个概念。
比如，我们时常称凡合法之规范具有效力，违法之规范无效力，并将其作为常识接受。[69]参见陈杭平：论‘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中外法学》2011年第2期。
因为作为有效前提的合法在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容易判断的问题，仅仅依靠抽象法律原则或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认定的合法往往会引发巨大的争议。但是牛顿所具有的权威本身不能成为其理论正确的理由，他的学说完全有可能被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物理学家证伪。在某些情况下，道德的要求远远高于法律，此时法院在审判时，不仅不需要，甚至不应该服从道德的要求，否则将对当事人构成超越法律的负担。[64]See Ethyl Corp.v. EPA, 541 F.2d 1。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位阶一词只是对法律文件相互关系的说明，并不能充分表达它们所具有的某种作用力，而这种作用力又是不能被忽略的。因此，斯基德摩尊重可以有一个更为简单的表述如果行政规则符合理性，那么法院就应当遵从。[14]因此，这种理论会因为前提条件的缺失而在实际法律运作过程中变得虚无缥渺。不过，这份司法文件并没有更进一步地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
此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正确性效力概念，权威性效力在此尚难有用武之地。在美国行政法上，谢弗朗案所代表的对所审查规则的尊重（以下简称谢弗朗尊重）属于较高程度的尊重，且只适用于立法性规则(legislative rule)。
[65] 中国法院对于专业性规则或者标准的尊重已经类似于对法源的尊重。[42]追求正义或者实质正确性这种理论倾向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它反映了人类本性中的那种追求终极正确、探求存在意义的心理。
一旦情势发生变化，前后不一致的情形也是允许的，只要这种不一致有合适的理由，或者说关于不一致决定的理由在推理上是有效的、彻底的。[62]与斯基德摩案存在的问题相同，简单地区分法源和非法源的文件，要求法院适用前者的同时，赋予法院对后者中合理性问题宽泛的审查权本身可能阻碍行政机关作用的发挥，同时也与中国行政诉讼法上合法性审查原则不符。与此相对，可以想见应当还存在一种实体上的validity, 即substantive validity。[25]The validity of something such as a result or a piece of information is whether it can be trusted or believed. [26]A binding promise, agreement, or decision must be obeyed or carried out. [27]A valid legislative rule has the same binding effect as a Statute. See Richard J. Pierce, Administrative Lauj Treatise, Vol.1，ASPEN LAW BUSINESS, 2002，p.316. [28]See Thomas J. Fraser, Interpretive Rules: Can the Amount of Deference Accorded Them Offer Insight into the Procedural Inquiry，90 B.U.L. Rev.1303(2010). See also David L. Franklin,Legislative Rules, Nonlegislative Rules, and the Perils of the Short Cut，120 Yale L.J.276(2010). See also Randy E. Barnett,Constitutional Legitimacy，Columbia Law Review, Vol.103，No.1(Jan.,2003)，pp.111—148. [29]根据Adela Cortina的论述，Validity的产生乃是主体合法、程序合法、内容合法综合作用的结果。他们并未将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作为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对待，也未指出它们所具有的完全不同的特质。[43]参见罗门，见前注〔36〕，页34。
这种区分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日益复杂化的时代有其独特的必要性。萨拜因认为类似格劳修斯等人的自然法理论不过是步古代法学家古老的后尘，因为真诚、实质上的公正无私以及对协议的认可一直是一切时代赋予自然根源的准则。
看来，不证自明的自然法原则是靠不住的，需要转而寻求通过同意来获得协议，同意产生义务才是不证自明的公理。面对正确性所能提供之资源的不足，权威性的概念有必要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
[63] 虽然非属法源的规范性文件在各国的法学理论的描述中地位低下，但是如果该规范性文件的内容符合上位法，那么其被司法机关接受不存在任何障碍。权威性效力正是引导司法审查这架飞机确定航向的仪表。
[18]这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综合，可以促使我们思考同时解决合法行为发生说和特定事实来源说的困难。这一理论建立的基础是以议会为中心的法治主义，强调法律渊源的民主性和统一性，主要适合于第三次技术革命前的社会状态。鉴于现代社会的规范来源已由正义转化为拟制正确，故法院有义务服从的规范仅仅是那些经过人民的同意而具有拟制正确性的规范。而国务院或国务院下属各部委制定的非行政法规、非规章类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及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则既没有被依据的地位，也没有被参照的地位。
人民作为主权者，其表达的任何内容都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但人民将权力授予政府，政府表达的意志则不具有这种内生的正确性，除非它的内容和人民已经清晰表达的意志毫无二致。[54] 可见，本文所述的第一步判断和谢弗朗案第一步判断完全相同，即要求查看上位立法是否已经对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是法源并不能保证该规范有效力，不是法源也不能说明该规范不具有权威性效力。以此处理法律效力问题，就表面上而言已不存在合法行为发生说中的合法性判断难题，因为此处的法律效力来源于清晰明确的事实，即制定者的权威或者制定的程序。
[17]张根大：论法律效力，《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当相对制度权威小且理论权威也小时，法院的尊重程度最低，法院需要在实质上较深入地介入到专业管理领域中去，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仔细地衡量规则的理性化程度，这相当于重新审查规则制定的基础。
[51]显然，相对制度权威所做出的规定在内容上并不一定是拟制正确性的展开，但是仍然可以通过服务性观念获得权威。若规范的权威性效力较强，则法院应当报以更高的尊重程度，给予强度较低的司法审查。甲认为税额太高，因为财政局没有考虑法律规定的税收优惠。如前文已经提到的，这里的审查应当要遵照严格的形式逻辑进行，即下位法的内容必须合乎逻辑地能够从上位法中被推导出来，而不添加法官的任何主观判断。
立法者在撰写具体法律条文时究竟作何考虑，我们不知晓。规范具有效力则意味着所有主体必须要遵守规范的规定，因为规范本身乃是正确性的代表。
因为根据英文论文中出现的此二概念的用法，英语世界的学者有时将binding effect/binding force视为validity的附随产物，即有validity的规则必然有binding effect/force。此处存在的问题是，被传递而来的，尤其是经过多次传递的相对制度权威何以成立？此时，拉兹所提倡的权威的服务性观念(service conception)可资借鉴。
事实上，这组概念区分的背后有着丰富的学理内涵，尤其在行政合法性危机的大背景下更有独特价值。[44] 在霍布斯那里，自然法实际只有一条规范：必须遵守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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